咸丰十年天津被辟通商口岸，地毯业兴起，历史悠久

咸丰十年，即1860年，列强凭借洋枪洋炮强行打开了我国的大门。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天津因此被划定为通商口岸。随之而来的是商贾如云，天津迅速建起了众多洋房和洋行。与此同时，天津的手工业地毯也开始走出街头巷尾，远渡重洋，畅销全球。

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在编织地毯的天津地毯工人。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1916年天津地区共有地毯工厂及作坊13家，当时拥有织机398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29年，这一数字已激增至303家，织机数量也攀升至2749台，同时工人总数达到了11568人。

我国地毯制作历史悠久，尤其在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当地居民在很早以前便开始受印度及波斯文化的熏陶，从事地毯的生产与使用。那时，地毯的尺寸普遍较小，主要用于跪垫，而那些豪华的大型地毯则主要铺设在皇宫和贵族的府邸之中。

1904年4月，清朝宫廷的使者爱新觉罗·溥伦带领代表团抵达美国圣路易斯，参加了世界博览会。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参与此类国际盛会。为了此次参展，清政府投入了百万银元建造展馆，旨在推动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传闻中，天津出产的地毯在博览会上荣获金牌，这一成就使得天津手工地毯的声誉迅速传扬开来。

天津曾是早期开放的商贸港口，自19世纪末起，众多外国商人便在此开展羊毛贸易。他们从蒙古及东北地区广泛采购羊毛，然后将这些羊毛运至天津，准备出口。

随着羊毛清洗与加工行业的进步，地毯制造业随之兴起。考虑到当时我国民众的经济状况，国内对地毯的需求极为有限。相较之下，地毯在西方国家被视为中高端消费品，市场需求却十分旺盛。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闻名于欧美及日本的波斯地毯，由于运输线路受阻，进口量受到了影响。自20世纪20年代起，装饰艺术在欧美兴起，该艺术形式沿袭并坚守了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历史传统，其作品以精巧、罕见、昂贵的材质为特点，特别注重装饰的精致与优雅。与此同时，中国手工地毯恰好满足了工业时代初期上层社会对享受与时尚的追求。天津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技艺高超的工匠以及相对宽松的经营环境对外国地毯商人极具吸引力，因此，众多欧美地毯制造商争相在北京和天津设立生产基地。与此同时，甘肃、宁夏、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省份也大规模生产用于出口的地毯，这逐渐使得京津地区成为我国地毯的集散中心。天津不仅是我国地毯制造业的核心地带，同时也是主要的出口基地，因此“天津地毯”这一名称便成为了我国出口地毯的象征，赢得了“软黄金”的赞誉。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了对华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紧接着在1941年12月8日，又发起了太平洋战争。这两场战争导致海运封锁，羊毛资源变得极为匮乏，进而迫使众多地毯工厂不得不停产甚至关闭。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天津地毯的生产开始逐步复苏。然而，由于持续的国内战争，物价不断攀升，原材料供应变得极其紧张。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天津地毯行业的长期低迷。直至解放前夕，该行业几乎已经濒临崩溃，陷入了一息尚存的境地。

新中国成立之后，天津的地毯产业在困境中不断前行，1964年伊始，天津地毯公司设立了工艺美术研究室。到了1972年，全行业的专业设计师人数已超过130名，他们还成功研发了包含“青铜、汉画、蔓草、花鸟、锦绣”等120种古典风格的图案的新产品。产品投放市场后，迅速成为了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品牌。

80年代末，天津地毯产业迎来了新一轮的繁荣，行业内部拥有19家企业，并设有专门的研究所。然而，进入90年代中后期，天津地毯工业遭遇了严重的亏损问题，到了2003年，部分地毯企业不得不走向破产。昔日辉煌的地毯产业打破传统，采取了“以弱并弱，转弱为强”的革新策略，力图重振行业雄风。

天津地毯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其铺设遍布各国及政府机构的会议室、宴会厅以及贵宾室。《万里长城》等巨型手工艺术挂毯亦作为礼品，被赠予联合国总部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

纽约联合国总部张挂的《万里长城》挂毯